【基本案情】

2025年4月21日，钟某通过淘宝平台向长沙阿某服装公司经营的店铺购买红色蕾丝衫及红色国风衬衫各一件，共支付411元。两件商品的详情页面均显示“温馨提示：由于光线、显示器等原因，图案颜色可能与实物有细微差别。”购买前，钟某特意发送商品详情页图片询问商家“图片模特姐姐和衣服都是实拍的吗”，商家明确答复“我们店铺的图片都是实物拍摄”，并提供了模特身高体重及尺码信息。收货后，钟某发现实物与宣传图片存在显著差异。经比对，红色蕾丝衫整体花纹、下摆波浪、肩袖层次、胸口造型与图片根本性不符；红色国风衬衫在版型、纽扣排列与大小、下摆裙边等外观要素上与图片明显不一致。经查明，案涉商品图片均系AI生成，商品详情页面仅展示AI生成图片，未提供实物图片或照片，亦未标注图片系AI生成。钟某认为商家构成欺诈，诉请解除合同、退货退款并要求三倍价款赔偿。

【生效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经营者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宣传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根据《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应当真实、准确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因此，经营者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介绍、宣传等内容，负有审查义务。经营者应当确保其所展示的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能够客观、准确反映实际状况，不得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构、夸大有关特征。若人工智能生成信息与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信息存在显著差异，经营者未向消费者如实告知，导致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并据此作出购买决定的，应当认定构成消费欺诈。若人工智能生成信息与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信息差异不显著，经营者的隐瞒或虚假陈述情节轻微，尚未达到足以使消费者产生错误认识的程度，则不构成欺诈，可能承担瑕疵履行等违约责任。

本案中，阿某服装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案涉商品宣传图时，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导致商品宣传图与实物存在显著差异。在与钟某的交易磋商过程中，不仅未向钟某主动告知，还故意隐瞒案涉商品宣传图片系AI生成的事实，主动虚构“实物拍摄”“真人模特拍摄”等关键信息，致使钟某陷入“商品与图片一致”的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作出购买决定。阿某服装公司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欺诈构成要件，其行为已达到足以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的程度，依法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即应当支付三倍赔偿金1233元。

关于是否可以适用“技术中立”进而免责问题。阿某服装公司的行为并非“使用了AI生成图片”这一孤立的技术行为，而是“使用AI技术合成与实物严重不符的商品图像+谎称实物真人拍摄”的复合行为。阿某服装公司以“技术中立”为由否定欺诈的存在应属不当，二审依法予以纠正。关于阿某服装公司“商品质量合格”“同意退货”“平台允许使用AI图片”的抗辩是否成立问题。商品质量合格，不等于交易过程诚信；同意退货，不等于可以豁免欺诈责任；平台允许规范使用AI技术，不等于允许滥用技术。上述抗辩理由均不能阻却欺诈的成立，不能免除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承担。故判决：阿某服装公司退货退款，并向钟某支付赔偿金1233元。

【法官后语】

一、经营者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用于商业宣传的审查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亦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前述规定确立了经营者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义务，该义务不因宣传手段的技术形态而有所豁免。无论经营者采用何种技术手段进行商业宣传，其向消费者传递的信息都必须与商品或服务的实际情况相符。

本案中，阿某服装公司利用AI技术生成商品宣传图片，其应用行为本身是合法的，但问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生成的图片与实物存在显著差异。经比对，红色蕾丝衫整体花纹、下摆波浪、肩袖层次、胸口造型与图片根本性不符；红色国风衬衫在版型、纽扣排列与大小、下摆裙边等外观要素上与图片明显不一致。商品详情页面仅提示“图案颜色可能与实物有细微差别”，但案涉差异已远超“合理美化”“适度修图”和“细微差异”的范畴，构成实质性的信息失真。其二，阿某服装公司不仅未主动披露图片系AI生成，还在消费者明确询问时作出与事实相反的虚假陈述。当钟某询问“图片模特姐姐和衣服都是实拍的吗”时，阿某服装公司客服明确答复“我们店铺的图片都是实物拍摄”，并提供了模特身高体重等具体信息。这一行为已从消极隐瞒上升为积极虚构，严重违反了经营者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义务。

法院判决明确指出，经营者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介绍、宣传等内容，负有审查义务。经营者应当确保其所展示的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能够客观、准确反映实际状况，不得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构、夸大有关特征。这一裁判规则的确立，为AI技术在商业宣传中的合法运用划定了清晰的行为边界。经营者可以依法、规范地使用AI技术生成商品展示内容，但必须确保生成内容与实物基本相符，并在必要时向消费者作出明确说明。

二、“技术中立”抗辩的适用边界及其法理辨析

技术本身固然无善恶之分，但行为人对技术的具体应用方式，必须接受法律的评价。法院判决指出，本案需要法律评价的对象并非“阿某服装公司使用了AI技术”这一孤立行为，而是“使用AI技术合成与实物严重不符的商品图像+谎称实物真人拍摄”的复合行为。阿某服装公司并非简单地使用了一项新技术，而是利用AI技术“以假乱真”的特性虚构商品特征，在消费者询问时作出虚假陈述等一系列手段，构筑了一个虚假的商品外观信息，诱导消费者作出购买决定。一审判决将这一复合行为限缩为“是否使用AI生成图片”的孤立技术问题，进而以“技术中立”为由否定欺诈的存在，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从法理上分析，“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有其严格边界。该原则旨在防止因技术形态本身而给予差别对待，防止法律对特定技术抱有偏见，但绝不意味着技术应用行为可以豁免法律审查。当技术被用于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时，行为人的主观恶意与客观行为才是法律评价的焦点。若允许经营者以“技术中立”为由规避责任，无异于为技术滥用打开方便之门，将严重侵蚀电子商务市场的诚信基础。

三、消费欺诈认定的核心要件：显著差异与因果关系的精细化判断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商业宣传的场景下，消费欺诈的认定需要围绕两个核心要件展开精细化分析：一是显著差异，二是因果关系。这两个要件的判断标准，直接影响欺诈构成与否的法律评价。

关于显著差异要件的判断。消费者的认识错误，其核心内容在于对“图”与“物”二者一致性的错误判断。消费者在购买时误以为图片展示的信息将体现在实物上，但AI图片所呈现的商品外观与实物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即构成认识错误。本案中，两件商品在花纹、版型、纽扣、下摆等核心外观要素上的极大差异，远非“细微差别”所能涵盖，完全符合“显著差异”的标准。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AI生成内容与实物的差异均构成欺诈，只有达到显著差异程度、足以使消费者产生错误认识的，才纳入欺诈的认定范畴。这一规则既避免了司法干预过度，又为消费者和经营者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指引。

关于因果关系要件的判断。线上交易中，消费者无法在缔约前接触、查验实物，影响其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正是经营者展示的图文信息以及经营者对消费者询问的答复。本案中，阿某服装公司以AI合成图呈现出款式精美的服装，并以“实物拍摄”“真人模特”等具体、明确的信息加以背书，同时商品详情页面仅提示“颜色可能与实物有细微差别”。这一整套信息输出足以使普通消费者相信图片展示的服装即是其将收到的服装。钟某在购买前特意询问是否实拍，表明其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而经营者的虚假陈述直接导致消费者形成“商品与图片一致”的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作出购买决定。欺诈行为与意思表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此外，本案裁判还明确了以下问题：商品质量合格，不等于交易过程诚信；同意退货，不等于可以豁免欺诈责任；平台允许规范使用AI技术，不等于允许滥用技术。退货制度的功能在于恢复原状，使消费者回到未购买商品的状态，属于合同法层面的救济措施；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在于惩戒不法经营者、遏制类似违法行为，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层面的特殊救济措施。二者并行不悖，不可相互替代。这一辨析厘清了不同法律制度的独立功能，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参考。

【专家点评】

苏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案系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虚假商品图片实施消费欺诈的典型案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商业活动的时代背景下，二审法院依法认定经营者利用AI生成与实物严重不符的商品宣传图并谎称“实物拍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判决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这一裁判准确把握了人工智能时代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规范内涵，为技术应用边界的划定提供了司法指引。本案的处理值得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从“工具中性”到“行为规制”的准确定性。本案一审判决以“技术中立”为由，认为AI生成图片与摄影修图、计算机绘图等技术手段在法律评价上不应有本质区别，进而否定欺诈的成立。这一观点在存在偏颇之处。“技术中立”旨在防止法律因技术形态本身而给予差别对待，但绝不意味着技术应用行为可以豁免法律审查。从人工智能治理的基本原理审视，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技术在风险发生逻辑和治理需求上存在显著差异。生成式人工智能因“生产网络信息”的能力而触发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监管框架。本案所涉的AI图像生成技术，总体属于语义无涉的生成式模型，其风险不仅在于生成内容本身的“真假难辨”，更在于行为人利用这一技术特性实施欺诈交易。本案需要法律评价的对象并非“使用了AI技术”这一孤立行为，而是“使用AI技术合成与实物严重不符的商品图像+谎称实物真人拍摄”的复合行为。二审判决的贡献在于，它将法律评价的焦点从“技术形态”移转至“行为结构”，实现了从“工具中性”到“行为规制”的精准定性。当技术被用于虚构商品外观信息、诱导消费者作出购买决定时，法律评价的核心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意与客观行为，而非技术的形态本身。

第二，信息披露义务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规范升级。经营者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义务不因宣传手段的技术形态而有所豁免，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和《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的规范要义。然而，这一传统义务在人工智能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直接面向公众提供最终生成内容的有关主体应当承担内容生产者责任。AI生成内容具有高度的逼真性和可定制性，其“以假乱真”的特性使得消费者在缺乏明确提示的情况下几乎无法辨别真伪。此时，经营者仅保证“生成内容与实物一致”已不足以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还需要承担主动披露内容系AI生成的义务。从比较法和制度发展趋势来看，标识制度已成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治理的通行做法。同时，经营者在消费者明确询问信息来源时如实告知的义务，正是透明度原则在商业场景中的制度化展开。本案中，阿某服装公司不仅未主动披露，还在消费者明确询问时作出“实物拍摄”的虚假陈述，其行为已严重背离了信息披露义务在新兴技术条件下的规范期待。

第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交易信任机制的深层挑战与司法回应。本案折射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线上交易信任机制的深层挑战。传统线上交易的信任基础，建立在消费者对经营者展示信息的基本信赖之上。尽管“修图”“美化”等操作普遍存在，但消费者通常期待图文信息与实物之间存在基本的一致性。AI生成图像的介入，则可能动摇这一信任结构。经营者可以低成本、大规模地生成与实物无关的“理想化”商品图像时，消费者的信息筛选成本将急剧上升，导致社会诚信风险。本案裁判的意义在于，它确认了经营者不得利用AI技术构筑虚假的商品外观信息。这一裁判规则并未一概否定AI技术在商业宣传中的合法运用，而是通过“显著差异”标准的精细把握，在技术创新与消费者保护之间实现了审慎的制度平衡。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日益普及的时代背景下，本案裁判为经营者利用AI技术进行商业宣传划定了清晰的行为边界，也为司法机关处理新兴技术引发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提供了有益的裁判范式。